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持续降息和量化紧缩政策，不仅缩减了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而且向市场表达了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立场的重大转变。我们的货币政策证券投资组合已经从峰值下降了1.1万亿九游娱乐欧元。

　　尽管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2020年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各国财政状况都变得异常严峻。随着经济恢复，到2024年各国政府财政状况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们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央行、最明确的央行独立性，这些都深深地植根于欧盟条约之中。

　　目前欧盟各成员国的政府债务水平仍然高企，但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各国政府不尊重财政规则、不遵守财政纪律。相反，当前迫切需要欧洲各国政府在整合预算的同时，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提升生产率、提升潜在增长率。欧盟财政新规明确，各国政府可以将财政调整期延长至七年，前提条件是必须承诺——增加政府投资、推进结构性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欧元区20个成员国中，只有7个国家愿意接受这一新规、做出这一承诺。

　　这样可能导致“财政停滞”，即为了整固公共财政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削弱了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增大了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压力，形成恶性循环。

　　同时，这也是对货币政策的挑战——不是因为可能形成传统意义上的财政主导，而是可能会使欧洲经济长期陷入低增长的均衡，从而在多个方面为中央银行履职带来挑战。

　　经济持续低增长会压低“自然利率”，而“自然利率”长期处于低位，将会压缩货币政策的扩张空间，正如我们在疫情之前所看到的那样。相比之下，较快的经济增长则有利于央行履职，因为在老龄化社会中，较快的经济增长将弥补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不足，避免工资水平过快上升；较快的生产性支出增加，将提升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

　　我们目标是实现一个良性循环，即通过欧洲各国政府通过增加生产性支出以提升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只有这样，欧洲社会模式才可以建立在坚实、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首先，各国政府应当充分利用财政规则所赋予的灵活性。实际上，如果欧洲各国将公共支出更多地用于研发、更多地用于教育，就可以有效提升欧洲的生产率与潜在增长率。这样，到七年调整期结束的时候，欧洲政府债务将走上可持续道路——其基础是更高的增长率，而不是更高的税收，也不是更少的生产性支出。

　　其次，欧洲应当更有效地配置其集体资源。积极探索在具有跨境效益且能实现规模收益的高乘数领域整合资源的方法。同时，进一步强化战略领域建设，包括通过研发促进科技创新，通过国防威慑敌对势力。

　　对于欧洲来说，一旦下定决心，一切皆有可能。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它通过汇集欧盟各成员国的资源，进行高能物理研究，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尤其是在医学成像和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方面。

　　今年3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了《迈向2030：准备计划》。这一计划有助于欧盟国家的集中国防采购，并将动员1500亿欧元用于欧洲军事和科技领域的投资，以强化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火炮系统、反无人机系统等。

　　再次，利用欧盟预算工具，充分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为了实现绿色、数字化和国防建设转型，目前欧洲面对规模巨大的投资需求。从现在起到2031年，每年大约需要增加共同支出1.2万亿欧元。这些资金仅依靠政府部门显然是不够的，私人投资需要做出更大贡献。

　　不断深化的欧洲资本市场一体化对于释放私人投资至关重要，同时，设计良好的欧盟计划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央行的研究发现，欧洲结构与投资基金——欧盟的主要投资工具——已经产生了显著的集聚效应。

　　实际上，如果要在满足投资需求的同时提高潜在增长率，那么，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和私人融资及其协同效应则至关重要。如果欧盟和各成员国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机遇，欧洲经济就可以实现双赢——既保持欧洲社会模式，又提升潜在增长率。

　　著名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二世曾经说过：“如果我有更多时间就好了，我的想法来得如此之快，比我记录下来的速度要快得多。”毫无疑问，维也纳这座美丽的城市是施特劳斯创作灵感的源泉。我们只能在给定的时间内做有限的事情，施特劳斯很好地利用了他所能够利用的时间，写下了美好乐章。

　　我也想利用今天的发言时间，就欧洲如何更好地利用其灵活性和集体力量来提升潜在增长率提出一些想法。

　　每一个想法都可能实现。正如施特劳斯可以将其音乐灵感转化为音乐作品一样，我们也能够将这些想法转化为维护欧洲社会模式所需要的经济增长。

　　（本文为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于2025年11月22日在奥地利维也纳欧洲会议的主旨演讲，王宇博士于11月28日翻译，中文翻译稿中的所有标题均为译者所加）